在華東某鎮，數年前上了一個扶貧養雞場項目，扶貧工作隊在時，政策、資金充足，各級領導重視，經營紅紅火火。然而，扶貧工作隊走后，后續政策支持卻跟不上，導致管理混亂。該項目轉包不到2年，情況就急轉直下，產品滯銷、雞舍破敗，虧損數十萬元，以至陷入爛尾窘境。

　　“干部一走，產業就散”，類似的情況在基層不算少見。并不單是扶貧領域，很多地方的產業發展其實都會面臨這種因人事變動帶來的政策調整風險。而在扶貧領域，由此產生的沖擊會更明顯、更直接——因為它所面對的是大量缺乏獨立市場競爭能力和發展能力的貧困戶。因此，外力的更迭所帶來的影響往往是傾覆性的。甚至在某些地方，項目上馬時有多火紅，落幕的時候就有多荒涼。某地一個貧困村，第一書記進駐后幫地方因地制宜地規劃了農業產業集聚園區，分3期實施，項目前景良好。然而，第1期項目剛剛完成、初見效益的時候，第一書記便期滿離任。而繼任者由于對前任的發展思路和資源供給不能有效接力，造成發展空當和斷層，后續項目無法跟上造成的環保問題，導致該項目曾一度被當地執法部門責令關停。在某些貧困地區，隨著部分扶貧干部期滿離任，引發了催款潮，部分產業面臨停擺危機。這些現象固然暴露了一些地方產業政策缺乏連續性，但同時更折射出當地產業扶貧的困境所在——這些借助外力發展起來的產業并沒有真正在地方上扎下根來，成為我們期翼中的“轉化成群眾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和長久生命力”。

　　我們常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就是強調在扶貧中必須要切實通過產業發展提高貧困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保證脫貧效果的可持續性，避免貧困戶短期內收入得到增加、長期卻沒有產業支撐持續增收的現象。這也是產業扶貧的價值所在。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產業扶貧工作，明確把產業扶貧擺在“五個一批”的首位，貧困地區扶貧產業發展取得積極進展。

　　但是，一個地區產業的培育和發展絕非易事。從實際情況來看，產業扶貧也是“五個一批”工作中最難的一項。關鍵就在于，產業扶貧的成功與否并不依賴于政府職能的發揮，而是取決于市場機制配合作用的效果。在當前各地脫貧攻堅工作中占主導地位的行政“推手”，于產業扶貧而言效果可能就不那么靈光了。應該看到，某些貧困地區尤其是一些貧困村的產業，確實是靠著外來扶貧干部或工作隊的個人的資源、能力、信譽支撐起來的。當然，這本來也是派駐扶貧干部的初衷之一。這種外力的介入，帶來了本地所不具備的信息、市場、資金、人才，能夠快速地給地方產業發展打開局面。但與此同時，一些過分大包大攬的做法也讓地方患上了“依賴癥”，以至于出現上述“干部一走，產業就散”的困境。

　　長期從事扶貧問題研究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從2015年起帶著學生在位于中、緬、老3國邊境的云南省勐臘縣河邊村幫助村民通過發展“瑤族媽媽”客房項目開展扶貧，取得了積極成效。“在政府的推動下，讓河邊村這樣一個邊境貧困村3年大變樣，是我國精準扶貧工作值得自豪的一個案例。”但是隨著實踐的推進，李小云也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他和他的學生開展的一系列產業促進工作，諸如宣傳、聯系客源、開具發票、現場接待等都沒有當地農民的參與。“這些工作農民都做不了，他們甚至不知道這些工作是啥、怎么做的。”這讓李小云感到很困惑——如果他和他的學生們撤走了，農民還能繼續有這樣的收入嗎？

　　我們的產業扶貧工作迫切需要回答好這個問題，這也是未來更好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關鍵所在。我們都希望能打造一支“永不走的扶貧隊伍”，但事實上真正不會走的隊伍只能是農民自己。無論是外來的扶貧干部，還是各類公益組織、社會力量，他們的幫扶必須要謀求更大的能量轉化，真正通過市場機制嵌入到地方經濟發展的肌體中，成為當地群眾自我的動能和力量。

　　我們也要看到，當前很多地方在產業扶貧的過程中，已經開始向壯大主體、規范行為、提升水平的新階段過渡。他們通過搭建各種產業扶貧平臺、培育和引進新型經營主體等途徑，實現了“產業發展壯大、新型主體成長、農民脫貧致富”同步前進的目標。

　　產業扶貧本質是經濟活動，要扶植的是產業，更是人。無論是“魚”也好，“漁”也罷，最終都是要交到人的手里，人才是所有命題的核心所在。產業扶貧必須要做到“目中有人”，只有人立住了，人起來了，所有的一切才能有依托，穩定脫貧才能成為可能。只有人成長了，人發展了，產業扶貧的效力才能實現從經濟領域向社會領域的更大擴展，為脫貧攻堅提供更強大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