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國酒傳播、酒莊號團隊

　　詩人杜牧：《清明》“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名句，成為千古絕唱，耳熟能詳。

　　毛主席：“我還是這個習慣，酒要喝的，但不多喝，汾酒很純正，我愛喝……”

　　梁衡：“杏花村汾酒不求那濃那烈；只求這純這真，屬于清香型的典型代表。”

　　趙樸初：“和風華雨正紛紛，舉盞欲招前古魂。般若湯兮長壽水，不妨暢飲杏花村。”

　　謝覺哉：“逢人便說杏花村，汾酒名牌天下聞，草長鶯飛春已暮，我來仍是雨紛紛。”

　　秦含章：“萬里銀裝壓早春，四方結隊學汾珍，三杯竹葉馳名久，五好杏花茁異新。”

　　他們，盛贊一杯美酒--杏花村。

　　1952年，在中國白酒發展史上注定是一個值得銘記的年份。這一年，第一屆全國評酒會在北京召開，為酒業吹響前行號角。以此為新起點，中國名酒引領著行業的前進方向；作為“四大名酒”之一的汾酒，在時序交替中，記錄下拼搏與奮斗；在歲月輪轉中，印證著成功與收獲。

　　山西汾酒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杏花村美酒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四大名白酒之一，擁有“汾”“竹葉青”“杏花村”三大知名品牌，是我國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引領著整個清香品類的發展。在其極具潛力的品牌價值、精細的營銷策略等多方加持下，汾酒開啟其全新的發展時代。

　　杏花村遺址見證釀酒起源人類自覺地使用谷物釀酒，是世界酒歷史的一大突破。那么中國的人工谷物酒起源于何時？史學士一直有爭論。1962年，民族考古學家李仰松在《對我國釀酒起源的探討》一文中指出：“我國釀酒的起源，可能與農業同時或稍晚些時候就出現了。”可惜由于沒有相應的文物來佐證，李氏的觀點在史學界和釀酒界一直沒有得到公認。1982年7月，由吉林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組成的山西晉中考古隊對汾陽縣杏花村遺址進行的系統發掘，終于揭開了這個謎。

　　杏花村遺址在汾酒集團所在的杏花鎮東堡村東北方向，面積約15萬平方米。根據獲得的層次關系及對其內涵的分析，考古上將其堆積形成分為八個階段，分別屬于仰韶、龍山、夏、商文化時期。(詳見《文物》雜志1989年第4期，晉中考古隊《山西汾陽孝義兩縣考古調查和杏花村遺址的發掘》。)其中第一、二階段屬于大約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質罐、盆、瓶、壺、蓋、碗、刀等生活用具外，還令人驚嘆地出現了小口尖底甕，其外形整體成流線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頸、腹側有雙耳、腹部飾線紋。

　　根據釀酒專家包啟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甕實是釀酒發酵容器。”杏花村遺址釀酒容器的出土，終于揭開了中國酒史神秘的面紗，向世人宣告：中國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經發明了人工谷物酒。杏花村仰韶酒器是我國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酒器之一，是中華酒文化的瑰寶，為探討中華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找到了珍貴的標本，也為研究地球酒史找到了一把鑰匙。

　　玉出昆侖，鳳鳴岐山。中國酒文化的誕生地出現在山西杏花村并非偶然。大家知道，山西，這方孕育了華夏文明的神奇土地，史有“表里山河”、“人文之地”之稱，“物阜民勤、人杰地靈”之譽。這里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水質甘美，物產豐富，環境優越。明《汾州府志》稱，汾州(即今汾陽)“左帶汾河，右阻金鎖，前控離石，背倚湯泉。美哉!河山之固。”在汾陽2600多年的建縣史上，汾陽作為郡、州、府治所的歷史就長達1500余年。

　　從本縣另外四處仰韶文化遺址(裕道河遺址、段家莊遺址、任家堡遺址、北垣底遺址，其中裕道河遺址和段家莊遺址也出土了用于原始釀酒的發酵容器——小口尖底甕)出土的遺物來看，遠在6000年前，這里人口密集，農業發達，原始先民就已經開始了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并開始了較為普遍的釀酒活動(詳見《汾陽縣志》)，確是中華原始酒文化的中心地區之一。 汾酒從中國酒文化的母體中呱呱墜地于中國古代酒文化中心地區之一的杏花村，當是歷史的必然。

　　歲月輪轉鐫刻名酒足跡

　　汾酒作為清香型白酒龍頭公司，上世紀曾居于“汾老大”地位；汾酒經過了 20 世紀末的坎坷浮沉后，從21世紀初開始全方面改革，通過不斷的內部改革優化和外界助力，度過波動的恢復增長和調整階段。雖幾經沉浮，卻正如馬克思所言：事物的發展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進的，雖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1949 年以前：北齊“汾清”宮廷酒，杏花美酒千古傳。

　　汾酒文化源遠流長，是晉商文化的重要一支，與黃河文化一脈相承。早在 1500 年前的南 北朝時期，汾酒作為宮廷御酒受到北齊武成帝的推崇而一舉成名，并載入廿四史，稱為“汾清酒”。

　　晚唐大詩人杜牧的千古絕唱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杏花村汾酒在 中外歷史上家喻戶曉、膾炙人口。明清以后，北方的白酒發展很快，逐步代替了黃酒生產， 此時杏花村汾酒即已是蒸餾酒，并蜚聲于世。

　　1915年，汾酒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一舉榮 獲甲等金質大獎章，成為酒品至尊。新中國成立后，汾酒五次蟬聯國家名酒稱號，竹葉青酒三次榮獲國家名酒稱號。

　　1949-1993年：汾酒初現名酒基因，龍頭地位鞏固。

　　1949 年 6 月國營山西杏花村汾酒廠成立，是杏花村傳統釀酒業的唯一代表，到 1949 年 9月杏花村汾酒被擺到開國大典前的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的宴席上，成為新中國第一 種國宴用酒。

　　1952 年起，汾酒連續五屆被評為國家名酒，奠定了汾酒深厚的品牌底蘊。1985 年實現了全年產量 8000 噸的突破，并在 1992 年啟動技改項目，使汾酒釀酒能力在日后得以達到 2萬噸。

　　1988年成立了杏花村汾酒集團，1988年起，汾酒廠連續6年的銷售收入和經濟效益位居全國食品飲料企業之首。

　　1988-2002年，汾酒企業連續10多年被評為全國500家最佳經濟效益企業，奠定“汾老大”地位。1993年12月，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組建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廠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全國第一家上市的白酒企業。

　　1993-2001年：定價失誤與假酒案雙打擊下痛失“汾老大”地位。

　　1993年白酒原料價格上漲，“茅五劍”等酒廠紛紛提價，打造高端品牌的消費者認知，汾 酒卻因定位民酒，進行降價，失去了高端白酒的品牌定位，同年五糧液出廠價超過了汾酒， 從此“汾老大”成為了“民酒”。

　　1994年后營收被五糧液趕超，山西汾酒營業收入逐步下滑，連續兩年營收同比下降達20%以上。

　　19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事發，因汾酒與山西省汾陽市中杏酒廠廠址相似，被牽連查封，假酒案的牽連，山西汾酒形象嚴重受損，1998年營業收入同比增長下降44.5%，當年的凈利潤同比增長下降更是達92%，山西汾酒掉出第一梯隊。

　　2002-2007年：新產品矩陣與銷售策略助力汾酒走出低谷恢復增長。

　　2002年山西省政府授權經營，汾酒改制為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向現代企業管理體制改變，進行了董事會、監事會換屆，由高級經濟師郭雙威任董事長。

　　于 2004 年形成了以“國藏汾酒、青花瓷汾酒、老白汾酒”為代表的中高端強勢品牌，并結合低端的玻汾系形成了“中間大，兩頭小”的產品梯度格局。

　　2006年，股價自上市以來首次突破 10 元。到2007年，公司經營業績呈穩步增長態勢，營收同比增長20.91%，凈利潤同比增長37.97%，對內改革管理體制，對外努力拓展省外市場。

　　2008-2012年：自上而下戰略指引，改革調整持續注入活力。

　　2008年，汾酒通過更換銷售管理層進行系統改革，銷售策略改進，營銷模式將逐步向深度、 終端營銷推進，公司發展基礎條件得到改善，初步解決因公司銷售和價格體系帶來的業績下滑問題。

　　2009年，李秋喜出任董事長，進一步修整營銷體系，加大營銷力度，提高營銷質量；健全質量管理體系，保證產品質量的提高。同時實施“文化營銷”戰略，著重文化品牌的建設工作。

　　2009年到2012年，汾酒的營收和凈利潤分別保持著平均42%和45%的高速發展態勢，并在2012年實現了李秋喜上任之初立下的“百億目標”。

　　2013-2015年：混改進程推進，多管齊下改革煥發新活力。

　　2013年開始，白酒行業進入深度調整期，白酒消費結構逐步向由大眾消費者主導轉變，更 加理性；同時由于白酒企業過度擴張導致結構性過剩問題嚴重。

　　在行業中低速發展的“新常態下”，山西汾酒堅持以汾酒文化等核心競爭力為依托，緊緊圍繞“營銷創新、管理提升、文化引領、 運營良好”的年度經營方針努力實現平穩發展。

　　2014年，山西汾酒成立“山西汾酒創意定制有限公司”，穩步推進上海銷售公司和創意定制公司的混改嘗試，同時構建渠道多元化營銷格局，深度布局電子商務渠道，逐步調整中高端產品結構以適應市場需求新變化。

　　在其積極舉措下，汾酒在2015 年迎來了業績轉折點，實現了營收和凈利潤的同比正增長，山西汾酒發展逐步回到正軌。

　　2016-2021年：產品策略清晰，市場戰略明朗。

　　2016年，隨著白酒行業和山西經濟的復蘇，集中度提升，山西汾酒開始恢復業績，成功研發汾酒特色預調酒、苦蕎酒、玫瑰1904和兩款可調制型露酒“意會酒”等新酒體。同時強化供產銷協調，啟動汾酒“FSIe+”項目，加快信息化進程，并加大綠色原糧基地和肉牛養殖項目建設力度，促進產業協同發展，營銷上加快渠道下沉，“一百雙千”工程有效落地，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

　　2017年，汾酒集團與省國資委正式簽署《三年任期經營目標考核責任書》，汾酒集團充分享有經營自主權，公司通過實施股權激勵等政策激發內部的創新活力，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到2019年，三年改革試點圓滿收官，超額完成任務。

　　2018年，山西汾酒引進華潤創業作為戰略投資者，優化了公司的股權結構。到現在，山西汾酒正積極憑借“品牌力”“營銷力”“渠道力”綜合賦能，優化治理結構提升管理效能，走向十四五新發展復興階段。

　　2018年營業收入同比增長達 47.5%， 2020年及2021 年雖受疫情影響，但利潤增速不減，2020年歸母凈利潤增長高達 56.39%，2021年歸母凈利潤增速72.56%，創下近10年新高。

　　品質至上 成就大國清香

　　汾酒，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名酒的杰出代表、清香型白酒國家標準的制定者，在歷史的長河中持續閃耀，得益于其對釀造技藝的匠心傳承及對產品質量的至高追求與嚴格把控。

　　杏花村因坐落在山西著名的郭莊泉巖溶水保護區內，地底下巖溶水資源豐富，它們深藏地下800米深處，受污染程度極小，并由于長期沉淀，水中富含大量對人體健康有益的礦物質，用這種天然巖溶水釀出的酒，清透、純凈。

　　好水之外，一顆高粱谷粒從田間原生態進廠到一瓶汾酒產品入市，則要歷經36個大環節監控、183個質量控制點檢測，滿足2182個既定標準，確保釀酒原料綠色健康。

　　汾酒的發酵工藝至今仍延續“地缸發酵”工藝，采用深1.2米、直徑0.8米的圓形陶瓷缸埋入地下作為發酵容器。業內分析表示，這種發酵方式，能將“糧”“土”分離，有效隔離土壤中有害細菌對酒醅的浸入影響，最本真地反映糧食發酵的香味，使酒醅更加干凈、衛生。另一方面，“地缸發酵”還能夠在酒醅發酵過程中起到良好的導溫作用：發酵前期能保持酒醅的溫度上升，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生長和代謝；發酵后期，利于醅溫降低并保持適當的溫度，有助于后期香味成分的生成。在不同的季節，也起到了限制酒醅升溫過快，升酸過量，使其達到微妙的平衡。

　　以此同時，汾酒在技術革新與管理制度方面也苦下功夫。建廠初期，工廠組織技術骨干認真總結、整理汾酒生產的工藝技術，大力開展技術革新活動，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減輕勞動強度，擴大生產規模，為其他后繼成立的酒廠起到了表率作用。20世紀60年代以來，汾酒廠先后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科學試驗活動，第一次由本廠獨立進行。

　　第二次是1964—1965年，由輕工業部組織釀酒專家在汾酒廠進行試點，對汾酒的傳統工藝在寫實的基礎上進行了科學的鑒別和總結，進行了汾酒呈香、呈味成分及主體香型的研究探索工作，揭開了汾酒的許多質量秘密，基本上認識了汾酒的生產規律和釀造過程中微生物的活動規律，用科學的理論完善了傳統的操作技術。其經驗開創了科學測試手段在全國白酒生產中應用的先例，對推動全國白酒質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全國白酒廠家紛紛派人到汾酒廠參觀學習。

　　全國著名釀酒專家秦含章曾贈詩稱贊此次試點成功：“萬里銀裝綴早春，四方結隊學汾珍。三杯竹葉馳名久，五好杏花天下聞。”(注：“五好”即工廠環境好、生產管理好、傳統工藝好、產品質量好、經濟效益好。)1978年，汾酒在全國名優白酒提高質量的會議上介紹了經驗。

　　80年代初，汾酒廠在全國釀酒行業中最早推行全面質量管理，在經營管理責任制下實行質量否決權；把現代管理同傳統管理相結合，建立健全了十大質量保證體系，并將汾酒宗師楊得齡老先生總結的“七大秘訣”升華為“十大秘訣”（即“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時，糧必得其實，器必得其潔，缸必得其濕，火必得其緩，料必得其準，工必得其細，管必得其嚴”）。在整個生產過程中設立了“5道關口、17道防線、120道把關”；后又采用微機勾兌酒、B超過濾酒，引進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灌裝生產線，從而使產品質量得到進一步提高。

　　文化興業構筑清香之“魂”

　　1987年1月，中國酒文化研究會的成立和首屆中國酒文化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酒文化學科的正式誕生。之后，全國釀酒企業才陸續開展了酒文化研究工作。而早在20世紀60年代，汾酒廠就開始了酒文化和企業文化的研究工作，先后收集了書畫作品3000余件，其中上品就達1000件；先后編輯、整理、出版了300余萬字的詩、書、畫冊、連環畫等文化宣傳作品；興建了一批文化設施，美化企業環境，將工廠打造為集酒、詩、書、畫于一身。這一系列具有超前意識的酒文化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工廠的“兩個文明”建設，為以后全國其他酒廠開展酒文化和企業文化建設提供了成功范例，也成為中國酒文化學科誕生的先導。

　　1988年，在首屆中國酒文化節上，汾酒廠當之無愧地榮獲了“酒文化王國”的最高獎——王冠獎。全國許多酒廠紛紛派代表到汾酒廠參觀取經，使酒文化研究活動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乘此東風，汾酒廠又投資數百萬元，搜集了以汾陽為中心的民間酒器900余件，打造了全國首家“酒器博物館”。建成了三個書畫精品碑廊，其中有毛澤東、郭沫若、謝覺哉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題詞，也有趙樸初、啟功、舒同、溥杰、巴金、董壽平、吳冠中、黃胄、關山月等大師的墨寶丹青，以及國際友人的題詞。正是這些酒文化和企業文化活動，為汾酒企業的騰飛，插上了另一只騰飛的翅膀。

　　隨著年輕一代消費群體的崛起，酒類進入多樣化和個性化的大眾消費時代，汾酒提出清香型白酒要共同攜手，以文賦酒，守正創新，發揚本土特色，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以新穎的表現方式、獨特的新潮文化，探索中國酒文化的全新表達，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2018“行走的汾酒”的廣泛傳播，不僅將汾酒文化塑造成白酒行業的大IP,也把獨特的清香型白酒文化撒遍到大江南北。

　　據悉，汾酒還致力于推動構建中國白酒產業文化，始終努力推進中國酒業的國際化戰略和國際化進程。2010年以來，汾酒率先指出并多次呼吁中國白酒應在國際上有自己獨立的名稱，提出并倡議要建立中國白酒的國際標準。不難看到，在國際化發展版圖上的思考和實踐，汾酒業已走在行業前面。

　　站在新的時代起點上，汾酒還將打響“文化定樁戰役”，著力弘揚汾酒活態文化優勢，深入挖掘歷史文化資源，不斷提升汾酒的文化力、品牌力、市場力。在汾酒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李秋喜看來，無論是汾酒老作坊，還是6000年的汾酒文化，靈魂就在于一個“活”字。其表示：“白酒就是鮮活的歷史、鮮活的文化，要讓白酒產業文化變得鮮活起來，把活態文化作為企業共同的核心價值觀，構建清香天下的‘產業之魂’。”“活態文化”將成為汾酒未來發展道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撐。

　　未來，汾酒集團將努力發展為世界酒業的一顆璀璨明珠，做世界企業版圖中的文化明星，成為文化競爭力、文化創新力、文化影響力卓著的國際標桿性企業。

　　大健康產業開啟新篇章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后，催生很多產業開始升級。其中，大健康產業勢必也將迎來新的增長。一直以來，汾酒都在積極醞釀和籌備竹葉青的創新發展。

　　據公開資料顯示，竹葉青酒以優質汾酒為基酒，添加十余種名貴植物本草精釀而成，血統正宗，系出名門。其配制工藝沿用明末清初著名醫學家傅山的改良配方，后經數學家華羅庚“優選法”對竹葉青酒浸泡工藝的改進，使其酒體完整、勻稱協調，呈金黃碧翠，有晶體感，雖然含有多種藥材香氣，但其中任何一種香氣成份都能與酒香彼此交融。

　　竹葉青酒是中國保健酒中唯一的“國家名酒”。縱觀竹葉青酒的發展史，其成名于魏晉南北朝，馳騁于唐宋，叱咤于明清，縱橫酒壇1500年，曾連續3次榮獲“中國名酒”的稱號、5次蟬聯國際金獎，集中華醫學、中國釀酒技藝、傳統養生文化、詩酒文化于一體，無疑是中國酒文化當中的瑰寶。

　　另外，竹葉青大健康產業項目已經被列為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點項目，將在目前保健酒基礎上，向中藥材基地和健康養生等領域拓展，目的就是要打造成為山西省高質量轉型發展的標桿項目。作為保健酒的“竹葉青”，是亟待開發的潛力股。

　　汾酒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袁清茂指出，竹葉青大健康產業要在“更高站位”“更深改革”“更準定位”“更活文化”“更強黨建”五個方面做到“更上層樓”。對于竹葉青酒的發展前景，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委員、副書記、副董事長譚忠豹分析：認識論上，要從大健康產業的角度重新認識竹葉青酒；方法論上，要立足于品質、歷史、文化，發揮核心競爭優勢；實踐論上，要跳出原來貿易型的營銷方式，加大消費者研究。

　　作為清香白酒的絕對領軍品牌，汾酒這一路進擊是一腔孤勇地逆流而上，去復興屬于汾酒和清香的昔日榮光。對于開啟復興新篇章、跑出發展加速度的汾酒而言，實現“文化汾酒、清香天下”的汾酒夢，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