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中國農業由大國向強國的邁進，中國農業怎樣從全球農業競爭中勝出，這決定了中國現代農業的道路選擇問題。我的觀點是走現代農業發展的第三條道路。”日前，在北京大學首屆鄉村振興論壇上，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理事張紅宇如是說。
 
　　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40年前，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業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4.6%。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農村改革和發展也面臨新任務。對于如何落實好鄉村振興戰略，與會專家展開了研討。
 
　　40年成就與經驗
 
　　什么是農業現代化？描繪農業現代化藍圖并為之實踐，40年間人們是如何努力的？
 
　　“農業現代化首先一定要用現代化的機械裝備農業，包括良種化、機械化，提升農業整體環境。其次，農業經營效益有一定規模。再次，要有一套完整的產前產中產后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這是一種專業分工網絡平臺，對農業提供全程服務。最根本的是，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接近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常務理事杜鷹表示。
 
　　而在40年前，不要說農業現代化了，我國是彼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的人均GDP是490美元。從產業結構來看，81%的人生活在農村，以農業為生；87%的人收入在國際貧困線之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新農村發展研究院顧問林毅夫說道。
 
　　改革開放40年，中國農業不僅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支撐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貿易大國、第一外匯儲備大國、第一工業品制造大國，成就令世界矚目。
 
　　張紅宇認為，“中國農業成就源于三個方面：制度、科技、投入”。 首先最重要的制度創新是土地制度和經營制度創新。政策投入方面，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建立健全，金融、保險、財政支持框架形成。
 
　　科技進步對中國農業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政府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從1978年7.2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50億元，并迅速提高到近兩年的550億~600億元。2017年，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57.5%，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穩定在96%以上，農業機械綜合利用率達67%，耕地灌溉面積為10.2億畝。
 
　　“加速農村轉型速度，才能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村減貧。加速整體經濟結構轉型，才能更大幅度地拉動農村經濟轉型。”對中國不同省份（1980—2016年）及亞洲主要發展中國家（1980—2012年）的農業轉型速度和農民增收速度或減貧速度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后，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新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黃季焜說。
 
　　鄉村振興的路徑
 
　　近年來，我國農業領域出現很多重要的階段性變化，如農業結構調整深入推進、大量新型經營主體出現、農業產業與非農產業勞動比例明顯縮小等，從積極方面昭示著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變化。與此同時，農業現代化仍面臨一些束縛。
 
　　杜鷹認為，我國農業屬于典型的東亞小農類型，規模小、商品率低、專業化和法人化程度低；基本國情是人多地少水更少，導致農戶戶均經營規模小，小農生產結構不利于引入現代生產要素，不利于農業生產標準化、市場化，而且勞動生產率提升緩慢。
 
　　“推進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核心是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做法，要從我們國情出發，揚長避短，進一步發展比較優勢，走我們自己的路。”杜鷹說道。
 
　　“不論是從資源稟賦觀察，還是從產業發展、經營主體生成、貿易格局演變以及政策組合介入，中國農業都顯現出鮮明的多元化特征，由此決定了中國現代農業的未來選擇：走現代農業發展的第三條道路——多元化。”張紅宇表示。
 
　　以產業多元為例。傳統農林牧漁產業齊全，提供了全球最多的農產品品類，滿足城鄉居民多元化的農產品需求；新興產業如觀光農業、體驗農業、功能農業，極大地拓展了農業邊界，釋放農業多重功能。
 
　　張紅宇表示，“產業發展多元，決定了中國農業競爭力的發展方向，并提供從業者就業和收入增長的廣闊空間”。
 
　　在他看來，實現多元化，走出中國特色道路，要重點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快城鎮化進程、持續擴大開放。“以中國供給解決中國需求，以中國資源解決中國問題。”
 
　　林毅夫表示，“以農戶為基礎的現代農業中，如果政府能夠扮演積極有為的角色，為農村農業提供現代化的方式和現代化軟硬基礎設施，這將是推動國家現代化從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的重要方面”。
 
　　政府要做些什么？黃季焜認為，40年來改革經驗是搞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市場改革、農村投入。在鄉村振興戰略落實中，要在制度、政策和公共投入方面進行創新；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產品供需調節的作用；確保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和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