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老師到科研院所一把手，再到廣東省農業廳任領導職務，又回到大學擔任校長，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廣東省委會主委，仲愷農業工程學院校長程萍30多年來與“三農”、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今年全國兩會，她圍繞加大教育投入、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構筑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等方面提交了多項提案。為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強國建設，服務實體經濟，提升糧食生產能力積極建言獻策。

國家財政教育經費占GDP比例逐步提高到4.5%～5%

　　我國高等教育整體水平已進入世界第一方陣，建成世界最大規模高等教育體系，在學總人數超過4430萬人，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7.8%，進入普及化階段。盡管高等教育整體實力和辦學質量達到歷史最好水平，但一定程度上還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談及當前教育投入與發展的問題，程萍認為，首先，我國教育經費總投入不足。“教育優先發展”最重要的標志是加大投入。我國教育財政投入占GDP水平從2021年起保持在4%以上，十年平均為4.13%。2016年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顯示，世界各國教育財政投入占GDP比例總體在3.42%～7.26%之間，2022年世界平均比值為4.3%，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為4.9%。“與之相比，我國教育財政支出占GDP比值差距還比較明顯。” 程萍說，教育經費投入結構還不能充分發揮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地位。從國家教育財政支出結構來看，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幅最低，十年來教育財政投入主要向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傾斜。對比發達國家的數據，我國高等教育投入總額較低，2020年高等教育經費總投入13999億元，不足美國高等教育投入的1/2。

　　程萍認為，我國高等教育經費配置機制還不能滿足新時代高質量發展要求。2022年，我國部屬高校畢業生42.93萬人，地方高校385.17萬人，是部屬高校9倍，而高等教育財政投入主要集中在部屬高校。2020年，占全國高校總數5.9%的部屬高校經費占高等教育總經費的37.35%，培養了10%的高校人才。程萍說，近年對“雙一流”大學的集中投入，更進一步加劇了部屬高校與地方高校的差距。

　　“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財政教育經費占GDP比例相應越高。世界中等偏上國家財政教育經費占GDP比例在4.5%以上，高收入國家在5%以上。中國人均國民收入2019年已超過1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的水平，教育投入4%的GDP占比偏低，應逐步將國家財政教育經費占GDP比例提高到4.5%～5%。” 程萍建議加大教育經費總體投入。

　　“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已形成廣泛共識。我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教育經費投入應適當向高校傾斜。”程萍說，我國90%的本科及以上人才培養在地方高校，地方高校普遍存在辦學經費和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情況。地方高校發展水平不高或將成為高質量發展的短板。為此，她建議高等教育政府撥款向地方院校傾斜，為地方高校單列設置撥款項目和基礎設建設專項資金。

發揮數據要素優勢，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

　　中小微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就業“蓄水池”和社會“穩定器”的重要作用。然而，中小微企業長期以來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突出問題。程萍將其概括為間接融資“缺信用”、 直接融資“缺市場”、融資擔保“缺背書”、 金融服務“缺配套”、 金融科技“缺數據”。尤其在疫情沖擊背景下，中小微企業金融供需矛盾進一步尖銳。

　　為此，程萍建議探索運用大數據技術創新為中小微企業融資增信，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包括設立信用風險管理數據庫，破解信息壁壘、信用歧視。建立和完善企業的信用評級和評級結果推介制度，推動相關數據通過地方征信平臺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共享，提高信用狀況良好的中小微企業的融資貸款可及性。

　　發揮數據交易所平臺支撐作用，培育普惠金融數據服務產品。 建立企業貸中預警監測模型，提升精準扶持和貸款貸后監測預警能力。

　　探索中小微企業融資創新制度，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建立統一金融風險監管平臺，不斷深化金融大數據應用，為企業信用風險研判提供強力支撐。

　　加大普惠金融科技投入，賦能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金融科技手段，與信用風險管理數據庫、融資服務平臺、第三方征信機構等合作，運用稅務、工商等非信貸信息以及銀行的交易結算等信息，綜合評價中小微企業信用水平，提高信用貸款發放比例。

全方位構筑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近年來，面對國內外復雜形勢，我國堅持重農抓糧，從國家到地方出臺了許多政策不斷向種糧農民傾斜。總體看，當前我國糧食安全有保障，但基礎仍不穩固，糧食安全形勢依然嚴峻。程萍表示，由于種糧成本提升、種糧收益不高、自然災害頻發等原因，糧食生產耕種無人、耕種無利、非糧化等突出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政府不好管、農民不愿種、社會不協同”現象仍然存在。糧食安全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不同主體、不同環節，因此，亟須構建一個包含生產、組織、技術、購銷、儲備、政策的全鏈條生產供應體系，升級增能各環節，夯實我國糧食安全根基。她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從生產端發力，千方百計提升糧食生產能力。耕地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壓艙石”。目前，我國的耕地質量總體處于中等偏下水平，應在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的基礎上，持續開展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和耕地內在治理建設，擴大良田面積。將改善土壤質量、提升土壤品質作為高標準農田建設的長期工程和重要內容，適時穩步擴大高標準農田建設規模和質量，讓每寸耕地都成為豐收的沃土。將高標準農田建設與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土地流轉等一系列農村改革協調推進。用工業的“標準廠房”理念指導撂荒耕地整治和高標準農田建設，從國家層面制定農業耕地的集土壤改良、農田灌溉設施建設等內容的整體標準，助力鄉村產業落地，提高現代農業生產水平。

　　二是從服務端發力，推動種糧生產經營方式轉型。構建集約化土地連片種糧機制。鼓勵支持村集體、合作社等發揮組織協調和服務監督作用，整合小農戶細碎土地、分散的作業，為集中連片接受專業化服務創造條件。對于小農戶，要以多種方式化解高地租對種糧農民受益的擠壓，降低小農戶集中連片種糧的組織成本。另一方面，積極引導種糧大戶以保底租金或土地入股+增產增收分紅形式，形成與土地轉出的互利共贏、風險共擔機制。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鼓勵地方政府國有企業、供銷等部門出資或參股，建立農業社會化服務中心、農業生產托管運營中心等區域性綜合型服務平臺，培育農業社會化服務聯盟、協會等行業組織，集成整合服務資源，形成區域性現代農業服務體系。推廣靈活多樣的種糧托管模式，實現種糧節本增效。

　　三是從技術端發力，深入挖掘糧食增產潛力。程萍說，保障糧食安全，短期看供給，長期看產能。 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科技引領是關鍵。她建議整合各項糧食科技資金，設立糧食科技專項資金，加強糧食方面的技術研發資金投入。建立國家、糧食防災減災指揮調度系統，完善各類重大糧食生產災害預案。將農業物聯網、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技術嫁接到糧食生產中，打造高標準農田項目管理數字化綜合平臺，實現高標準農田多項數據之間的資源共享，提高農田綜合生產能力和抵抗自然災害能力。優先將高標準農田作為糧食種子培育和實驗的基地，加大種業技術攻關，通過提高糧食單產水平和抗風險能力進而提高種糧效益。

　　四是從儲銷端發力，全面增強糧食應急保障能力。程萍提出著力完善糧食“產購儲加銷”體系，鼓勵國內糧食企業深度融入全國乃至全球糧食生產、加工、物流、營銷產業鏈和價值鏈。以加工企業為龍頭，有效聯結種糧農戶、種業企業、貿易企業等，致力于構建集良種培育、標準化建設、品牌建設、倉儲建設、營銷網絡于一體的現代糧食產業體系，實施“產購儲加銷”融合，保障種糧農戶的生產收益，調動農戶種糧積極性。進一步優化鏈式儲備的區域布局，健全物流鏈條，加快建設區域性糧食烘干多功能服務中心，完善糧食儲備體系。建立涵蓋糧食全產業鏈的風險評判、監測預警、宏觀調控和管理體系，構建糧食生產綜合能力保障風險治理體系 。

　　五是從政策端發力，增強緊密型惠農補貼激勵導向作用。建立糧食主銷區對主產區發展補償機制，建立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的合作機制，讓糧食主產區抓糧增產有信心。程萍建議出臺《種糧農民權益保障法》《糧食產業發展保護補償法》等，加大對產量大縣、產糧大鎮、糧食規模經營主體的支持力度。健全糧食生產補貼政策。在穩定稻谷、玉米、大豆等補貼政策的基礎上，提高對農民種糧的綜合支持水平和補貼的精準性。把種糧農民擴大到為種糧服務的各類服務主體。加強種糧成本監測，建立響應成本變化的臨時補貼啟動機制。探索并推廣政策險與商業險的結合模式，盡快建立糧食巨災風險分散機制。相關政策性銀行應著力解決種糧農民貸款難、貸款貴、資金滯后等問題，推動金融更好服務鄉村振興。創新糧食產業鏈融資模式，化解制約新型經營主體的融資壓力，構建市場化的融資框架。

　　程萍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這為新時期我國糧食政策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從體制機制方面更為系統地補短板、強弱項，構建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真正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蔣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