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酒的中國文化力量：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

　　錢文忠老師是當代著名佛學家、藏學家。師從著名文學家季羨林先生。時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季羨林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儒藏》精華編纂委員會委員。在白酒美學盛典2023發布季上，解讀東方釀酒發展文明。

　　酒是一種客觀的物質存在。酒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兩面性，而且變化多端。我曾經看到這樣一段文字，可惜不知道作者是誰，說的非常精彩。他說：“酒炙熱似火，冷酷似冰；酒柔軟如綢緞，鋒利似鋼刀；酒能讓人超脫曠達、才華橫溢、放蕩無常，又能叫人丟掉面具、原形畢露、口吐真言；酒能叫人忘卻煩惱、拋卻憂愁，幻化在絕對自由的時空中盡情翱翔，酒也能叫人忘卻信義、肆行無忌，沉淪到道德深遠的最底處。酒就是這樣一種變化多端且具有兩面性，而我們又無法離開這樣一種客觀存在。”

　　那么實際上酒文化都是針對酒的這個兩面性而發展出來的一個系統。酒文化說到底，是要發揚酒這么一種物質純粹里邊最正面、最積極的東西，而節制或者消減或者最后控制酒這樣一種客觀存在的物質可能帶來的一些負面后果。

　　世界酒文化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們都知道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種植業和釀酒業之神狄奧尼蘇斯為象征，在古希臘的悲劇中，西方的酒神文化上升到了一個理論的高度，因此，西方的酒文化也具有非常悠久的傳統。到了近代，德國的哲學家尼采撰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文字。尼采認為酒神精神代表著一種情緒的發泄，是拋棄傳統的束縛，回歸原始狀態的生存體驗。人類在某種絕望痛苦的哀嚎中，借助酒獲得極大的快感。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這是西方酒文化的主流和主體。

　　中國酒文化，當然是世界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在中國，從一個長時段的歷史階段來考察的話，酒文化恐怕是以道家哲學為主要的源頭，而就這一點基本決定了中國酒文化的特質。當然，我們絕不是說儒家文化對中國酒文化沒有貢獻，相反有非常大的貢獻，甚至按理說佛家文化是反對飲酒的，但佛家文化依然對中國酒文化有它的貢獻。

　　然而在中國酒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我們可以觀察到的肯定是道教的哲學。道家主張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齊一生死。比如莊周就高唱自由之歌，倡導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去追尋無和有之鄉。這種追求絕對自由、忘卻生死利祿及榮辱是中國酒文化精神的精髓，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也決定了中國的酒文化與西方的酒文化在擁有很多相似之處的同時，擁有某種本質意義上的不同。

　　離今32年前，旅居臺灣的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去世。他臨終前，留給我們后人的一個文化遺言就提醒我們注意，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天人合一。而離今14年前，當代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去世，季先生留給我們后人文化的交代依然是中國文化的最核心精神是天人合一。

　　而在追求天人合一，去探尋到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部的過程當中，酒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載體。中國的酒文化，特別能體現在文學藝術家以及他們的創造過程中，酒對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自由而藝術，因藝術而產生美，因醉酒而獲得藝術的自由狀態，這是古代中國的藝術家為了解脫束縛獲得藝術蓬勃創造力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傳統博大精深、歷史悠久的生活哲學或者說生活方式。

　　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名士，有“第一醉鬼”之稱的劉伶。他就是志氣曠達，以宇宙為狹。他在酒的助力之下，感到即使是宇宙，也不能范圍他。即使是宇宙，也都非常的狹小。劉伶在《酒德頌》當中有這樣一句話：“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朝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他提出大人先生，這是一種帶有人格寓意的用詞。他提倡“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也就是以天為被、地為床，隨著自己意志的自由，去達到一種這樣的狀態。他說：“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這種自在地與大自然天地合一的狀態，就是所謂的至人的境界。這是中國酒文化非常典型的體現，在魏晉南北朝時已經有非常多的見于當時的文字記載。

　　大家都熟悉的“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可以注意到這里講的是酒中仙，人在酒的助力下，他能化身為仙。我們都知道唐朝道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信仰狀態。所以，大家都有一種對仙的追求。包括到了宋代時，都有這樣的詩句：“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一杯還沒喝完，我的詩就已經寫完，而寫出來的詩能讓天感到震驚。這都是中國古代詩人留下的他們和酒接觸以后的一種切身感受。

　　特別有意思的是，南宋時有一位詩人張元年，他雖不為眾人所知，但我覺得他留下了描摹中國酒文化最棒的七個字——“醉來贏得自由身”，靠喝醉擺脫種種世俗的束縛，擺脫某種外在的限制，擺脫某種不得已的、不自在的這種狀態來贏得自由之身。

　　不僅在詩歌創作中是這樣，在中國特有的書畫藝術中，酒更是活潑萬端。鄭板橋曾經留下過這樣的詩，他面對各種來求他畫的人講：“看月不妨人去盡，對月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你要來求我的畫，你只能等我喝到爛醉的時候。畫圣吳道子有吳帶當風的美譽，當我們看到現在流傳的后人摹本時那線條非常漂亮，但是他在作畫前必須酣飲大醉，方才動筆，最后為畫揮毫立就。所以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喝得爛醉的人，居然能夠如此好地控制自己的筆，留下線條如神般的白描繪畫作品。所以酒對于中國傳統中的一些文人雅士，或者這些天才的書畫家來講，真是非常神秘的一種媒介。

　　元四家當中的黃公望，留下了《富春山居圖》，他也是酒不醉不能畫。大家熟知的《蘭亭序》，更是王羲之醉酒以后揮毫而作。而等他醒來以后，更書數十本終不能及之。他醒來以后覺得前面那本是我喝醉了寫的，自己清醒狀態應該寫得比它更好，所以他重新寫了幾十本反而達不到那種效果，沒有一本能超越它。所以酒是能夠讓人發揮出人最大潛力的一種媒介。

　　歷史上還有無數重要人物，借美酒以澆塊壘，度過自己人生的成敗榮辱，乃至生死關頭，從而影響了歷史的進程。可以說一部中國史，飄蕩洋溢著撲鼻的濃郁酒香。上述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僅此就足以看出文化之于中國的美酒，是根基也是底氣。

　　中國酒業的一位重要人物曾經說過：“白酒是永恒的朝陽產業。”我想，他說出這句話的底氣，究其根本還是在于對文化與中國白酒業關系的深刻認知。總之任何一個行業，如果做不到文化的層面，特別是做不到民族文化的層面，那他恐怕就很難做深刻，也很可能做不長遠。

　　古人講：“酒里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中國白酒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源遠流長并且不曾間斷。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洞房花燭、登科及第……在所有這樣的時節，都少不了中國的酒。獨特的中國白酒文化，早已深入中國人的生活，深入中國人的心靈。我們很難想象，能有其他飲料代替白酒，來見證那些重要的人生場景。其他種類的酒，當然也無法取代中國白酒對于中國人的意義。可以說，沒有中國的酒文化特別是白酒文化，就沒有令人沉醉的中國。

　　我想用我曾經在一個場合提出的八個字來形容中國的酒是絕不過分的，叫：“一口出神，一口入心。”中國酒大概就是這樣一直伴隨著中國人的生活。中國白酒的特殊性也造就了它獨特的文化。我們常說白酒是情緒飲料，具有社交屬性。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至今，名酒、老酒又衍生出了金融屬性。其實這兩點，是世界其他地區的美酒也都具備的。而中國白酒真正特殊的地方就在悠久、深厚、精彩的獨特文化。

　　當下白酒文化的價值，得到了中國酒界普遍的重視。無論這個白酒的歷史是十年、幾十年、上百年或者上千年，無論它的歷史是短是長，幾乎沒有一家中國酒企不努力宣傳它白酒背后的歷史和文化。中國酒業協會發出過這樣的倡導，說各個酒種、各個香型、各個酒企要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其實是中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先提出來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那么，中國酒業協會在其中摘出了八個字，我覺得這提得非常好。真正優秀的傳統文化、真正優秀的行業文化是不可能被顛覆的，只要中國白酒的老窖匠人工藝，特別是中國白酒的文化根基還在，中國白酒行業的底氣和信心就不會動搖。

　　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中國酒行業自信的豐沛源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并且擁有遼闊的在新時代創造性轉換的空間和可能性。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接近半個世紀，中國酒業尤其是白酒業一直在就此課題做出許多有益、有價值的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這是無可忽略和否認的事實。甚至在很多場合，我聽到過很多酒業的朋友曾經講中國酒業特別是白酒業，對于文化資源的追求、發掘和利用已經幾乎到了羅掘一盡的地步。

　　當然，事實恐怕不是如此，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豐富性和深厚性可能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在這里，我只想舉出一個例子。最近幾年，備受大家關注的王陽明心學，可能其中就包含著中國白酒業應該高度重視的重要文化資源，特別是現當代的中國白酒業。王陽明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教育家。他是明代因軍功封爵的三代文臣之一，在去世以后曾被追封為侯爵，并且謚號文成。

　　王陽明是中國傳統士大夫，歷代對王陽明都有非常高的評價。比如王士禎就曾經講過：“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曾國藩曾經評價王陽明：“矯正舊風氣，開出新風氣，功不在禹下。”梁啟超先生曾經講過，王陽明在中國近代學術界極具偉大，軍事上、政治上都有很大的勛業，甚至梁啟超先生用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比喻來表達他對王陽明的敬意：“陽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學術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他把王陽明的學說比喻成打藥針，像打一針讓人興奮。包括孫中山先生都對王陽明有很高的評價，王陽明的學說甚至傳到日本，對整個東亞文明圈有非常大的影響。日本東鄉平八郎是日俄戰爭期間的一個名將，他曾經留下七個字：“一生低首拜陽明。”

　　這樣一個人物為什么我說他能跟中國的白酒文化提供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化資源呢？究其要，王陽明之學以心為宗。他以心為宇宙本體，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斷言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倡導知行合一，專主“致良知”說，認為良知即天理，強調要從內心去體察天理。王陽明反對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變的戒律，反對盲目地服從某些倫理道德的限制，強調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學命題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論明確反映了他沖破某些思想的禁錮，呼吁思想和個性解放的意義。

　　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留下了很多和酒有關的詩詞，在他的詩詞中清晰可見酒對他達到沖破禁錮、追求思想和個性解放這樣一個目的起了巨大作用。陽明心學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學說之一。它并不是我們通常講的唯心之學，也不僅僅是心理學，而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強調道法自然，主張天人合一，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等一系列思想的集大成者。通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概念去追求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主體和個體的統一和內圣與外王的統一。

　　到了今天，尤其是近幾年，因為我們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鍵點上，很多各行各業的人都意識到傳承發揚陽明心學有著特別重大的價值和意義。就中國白酒文化而言，似乎尤其應該高度重視致良知和縱酒盡樂這樣一個非常具體的課題。我們都知道飲酒肯定是要追求縱酒盡樂的，不然就不要去喝。那么如果不縱酒盡樂，人也達不到這種自由的與天地合一的狀態。但是就如我前面講的酒具有兩面性。縱酒盡樂同時會帶來某種風險，甚至是危險，如何來節制它，這一直是中國酒文化必須面臨的一個問題。

　　中國白酒究竟起于何時，固然有不同的說法，但是以中國酒文化本身的積累為基礎，在宋元之際，規模宏大的中外文化交流，即當時的一帶一路為背景，外因內因相互醞釀催生了中國白酒，這應該是一個很穩妥的歷史學判斷。“宋元興，明清盛，近代極”是中國白酒的歷史節奏。有學者指出中國酒文化傳到了明代，它的本質和內核悄悄發生了很多變化，這種變化與當時民間制酒、售酒行業的自由發展，還有和社會主流思想的轉向有精微的關系。這種變化就是明代酒文化中的飲酒取向，在縱酒盡樂和致良知之間游離往復，形成了一種你從外面看歡脫無序、肆意縱情，你往里看卻是帶著某種節制性的這樣平衡的一種文化特征。

　　在明代以前，中國傳統主流思想家的先賢們習慣用理法、天理、佛理等人為創造出來的規矩，來壓制社會上的飲酒風氣。而到了明代，禁酒令一度形同虛設，對酒的生產限制也逐漸廢除，被禁錮了多年的酒的生產獲得了解放，而對飲酒的控制成了抑制酒的最后防線。在陽明心學興起以后，明代人開始了以內在良知、性趣趣味來提升飲酒品味，以此規范飲酒，重建飲酒秩序。

　　其實，明代酒客所推崇的內在良知、性趣趣味是禮法管制飲酒的一種新形態，可以說是禮法的生活化，是原本高居廟堂的禮法的溫柔落地，這是明代飲酒出現的最重要的新動向，酒被直接交給個人的良知、性情和趣味。禮法是外在的規范，對于日用之需，它們所能提供的空間顯得過于疏大。佛理禁酒與日用之需相悖，所謂的天理又高高在上，難以給予個人生活的日常。將每個人交給自己管控，用酒話來講就是每個人喝好自己的酒，這是王陽明良知精神的一種體現，理所當然成為明代酒客們對抗飲酒的嶄新武器。

　　白酒的社會化伴隨著白酒的個人化相互激蕩、彼此唱和，深深影響了中國的酒文化。在自由飲酒、個人自主飲酒、個人喝好自己的酒的這樣一種基礎上，對飲酒品味的提升與品味規范就出現了變化。具體表現為：酒場成為戲臺，努力使飲酒程序化，并且最大限度地美學化，努力使飲酒成為一個供人欣賞一場活動，這樣既可以避免飲酒產生各種禍端、敗壞人的德性，又能發揮酒的積極效用。在這樣的一種思想背景下，其實從明代開始，中國酒文化就倡導嗜酒者飲酒而返，既喝酒又能反觀酒，對酒有一種更高的自覺。

　　明代酒客們所推崇的飲酒的理想狀態，正是心學大師王陽明所講的“高抗通脫之士”。所謂高抗通脫之士，也就是說在飲酒的時候能夠做到從容自在，輕重緩急皆有秩序。所謂閑心與白鷗為群，觀花飲酒，醉與醒皆是自在。深知酒味但不會沉溺于酒，自覺地在飲酒中保持良知的清明。當醒則醒，當醉則醉。在飲酒中歷練良知，以良知主導酒，這是一條極其高明而道中庸的飲酒之道。

　　以道德化的精神力量從性情趣味等要素提升飲酒的精神品質或者文化品質，使飲酒具備了內在化的性靈趣味等優雅的品性，這是明代酒文化的獨特品質。我相信在它背后，是心學文化的某種影響，對于中國白酒行業而言，這個課題具有極其巨大的行業價值，能夠成為塑造新時代中國白酒文化的重要資源。中國白酒也許將借此走出一條新路，從一種飲料轉化為歐洲陪你過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修身方式、生活美式和美學方式。

　　（葉歌觀酒團隊根據錢文忠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