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工作而言，概念清晰的必要性尤為突出。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需要社會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取得合力的一個前提就是有關方面要對基本概念、基本原則達成共識，否則各方的努力就不會在同一個方向上。

　　管理學中有門課程叫做“商業倫理企業社會責任”。然而，“商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兩個概念該如何理解、兩者之間又存在著怎樣的聯系，卻成了管理學科經常爭議的話題。近日，“中國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共識與展望暨第四屆中國企業·管理·倫理論壇”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舉行，與會專家共同探討、尋求中國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路徑和模式。

　　厘清“商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概念

　　“厘清概念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會上，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周祖城表示，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工作而言，概念清晰的必要性更為突出。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需要社會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取得合力的一個前提就是有關方面要對基本概念、基本原則達成共識，否則各方的努力就不會在同一個方向上。“商業倫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搞清楚了，兩者的關系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現在那里了。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組織與人力資源系副教授劉彧彧認為，必須在企業倫理的基礎上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對于一些利益相關者所表現出來的責任更多是外部的行動方式，企業倫理就對這種行動方式提供了道德基礎，解釋什么樣的行動是道德的。而道德基礎正是企業社會責任倫理立足的本源，兩者密不可分。單單只講企業社會責任，難免讓一些企業陷入迷失，學界與公眾也會產生一種印象：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姿態背后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或者宣傳利益相關者。

　　“在龐大的工商管理教育系統當中，只有發展管理哲學，企業倫理這些話題才能夠真正有它的立足之本”，中央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周衛中表示，企業常常把時間花在了探討決策、討論職能等上面，卻忽略了企業的目的，這樣在某種程度上或許犯了“舍本逐末”的錯誤。

　　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和實踐過程中，企業社會責任的測量和評價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駱南峰表示，從學術角度來看，企業社會責任的測量是開展后續相關關系研究的基礎；對于企業管理實踐而言，企業想了解自己的社會責任狀況，也需要開發一系列相關測量評價工具；社會媒體或者公眾也需要通過企業社會責任評價對企業進行了解和比較。

　　駱南峰更加關注中國背景下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研究，他發現在2000年到2016年期間發表的199篇論文中，體現了71種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測量評價方法。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測量和評價的方法之所以如此多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理解有很大差異、缺乏共識，這也就導致測量方法和測量內容存在差異。值得思考的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是否應該包含經濟活動，是否應該包含企業社會責任的管理等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論證。此外，很多測量方法是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展開，這就需要考慮有哪些利益相關者，以及企業對每個利益相關者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文明和文化應該從每個員工心里長出來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教授陳宏輝則認為，企業是市場的一個替代物，在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范疇當中，企業就是社會投入與產出的轉換器；新制度經濟學將企業的目的表述為節約交易成本；一種新的理論則認為企業是文化過濾器。關于倫理型企業有沒有競爭優勢？商業倫理和企業文化的契合點在什么地方？企業的目標是做大做強還是做穩做久呢？在實地走訪企業過程中，被訪企業“為什么一定要把企業做大”的反問，沖擊了陳宏輝教授和其團隊的傳統思維框架。

　　對此，南開大學商學院教授齊善鴻的觀點非常明確，在未來具有絕對優勢的一定是重視倫理的企業。很多企業不考慮長遠，只是在現實壓力之下掙扎，自然會陷入競爭的紅海，最終傷到自己。正是由于見多了這樣的慘痛經驗，才會引發學界、企業家的思考，進而帶來管理學界和企業管理實踐的一些變化。

　　通過對珠三角地區企業的調研，陳宏輝發現，一些企業非常注重把傳統文化與企業經營實踐相結合，在生產經營活動之外對員工進行傳統文化教育，鼓勵員工通過自學考試提升文化素質和學歷水平，面向社會開辦學院，用實際行動關愛員工父母。此外，在企業發展方面，這類企業體現出比一般企業更加宏大的愿景和使命感。陳宏輝將此類企業稱為“傳統文化踐履型企業”。近年來，為何傳統文化踐履型企業不斷涌現？陳宏輝給出的答案是，源自企業的生存焦慮、企業對贏利手段的焦慮或反思、企業對發展模式的焦慮。“過去二三十年我們引進了很多西方的管理模式，到了今天很多人開始反思，這些模式真的管用嗎？”至于傳統文化是否真的有利于公司成長與發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幫助企業成長與發展？還亟待進一步的研究工作。

　　至于企業文化該從何而來？齊善鴻的看法是，曾經那種“老板文化就是企業文化”的觀點與做法肯定是不可取的。因為文化本身不應該由個體決定，用一個人的價值觀覆蓋群體的價值判斷，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反文明、反文化的，是對于人性和文明的背叛。文明和文化有其自己的成長和發展模式，應該從每個人的心里面長出來，通過協商達成共識，并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進化。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也要有層次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陸曉禾則以“B型公司”為例，探討新時代企業的社會定位。如今評價一個優秀的企業，常常會說“Best for the World”，需要注意的是，以前這句英文表達并沒有出現介詞for，而是用了in。可見“B型公司”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某種意義上它已成為了為公眾服務的組織。今天講一個企業要經營好，并不是單單要求企業贏利，而是要以一利謀眾利，為社會服務。解決社會問題，政府有責任，企業同樣也有責任。這恰恰就是中國話語體系當中“包容”“可持續”的涵義所在。中國食品網

　　周祖城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要去考慮企業的一舉一動對社會可能產生的經濟、文化、環境影響。當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要有層次，不可能要求企業什么責任都包攬過去，哪些是企業要做到的、哪些是企業自愿承擔的、哪些又是企業可以拒絕做的，要有明確的層次劃分，把概念具體化。中國食品網

　　談及“企業倫理沖突和倫理批判”，武漢工程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系教授呂力的觀點是，“我們在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時候，常常隱含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對股東責任兩者之間的矛盾”，雖然人們常常說兩者是可以統一起來的，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情況并不是這樣的。在理想狀態下，企業活動既符合倫理原則，又提高企業收益，同時擴大企業聲譽，但在現有狀況下企業實際上很難全部實現。近年來，電商的興起在拉動消費的同時，再一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商業倫理判斷、倫理規則、倫理原則提出了挑戰。中國食品網

　　實證研究中常常存在忽視倫理沖突的現象，或者說實證研究常常止步于意識到沖突的存在，卻不會去認識沖突背后的東西、進一步揭示沖突的根源。雖然倫理的問題和所有哲學的問題一樣，沒有最終的答案，但是通過討論、通過學術界和企業界的互動可以促進整個社會價值觀的提升。對于企業而言，新時代很多企業的發展是靠文明來推進的，企業不僅要關注如何提高管理效率的問題，更要關注商業倫理的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我們有必要倡導一種多元化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呂力表示，對于企業倫理問題，學術界的實證研究應當更前進一步，以一種批判態度看待企業倫理問題，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對企業進行冷靜觀察。因為，學者一方面有推進理論進步的責任，有發表文章的任務，另外一方面更要關切并回應真實的社會問題。中國食品網 （來源：文匯報 劉迪）